新红叶无个人瞧
《桃花扇》的最后一出是《馀韵》。这一出是整部剧本的点睛之笔,好句子太多,目不暇接,比如:
这几句是写在秦淮窗寮上的所见所感,思绪跳荡,“新红叶无个人瞧”所指的,应该就是栖霞山的枫叶。在明末清初,张瑶星很有知名度,在南京更有影响力。《桃花扇》故事闻名遐迩,扩大了栖霞山及其红叶的知名度。《桃花扇》中的女主角李香君,后来在栖霞山出家,死后据说也埋在栖霞山,其墓在今山巅桃花涧景点一侧。
年复一年,每当霜露既降,人们就开始关注山中枫叶的消息,相互打听。栖霞赏枫的习俗,也许是从《桃花扇》开始的吧。有了名家的示范,有了经典的吟味,有了桃花的映衬,栖霞山的红叶,自然越来越红。
岩壑栖霞
南京的寺庙中,栖霞寺是比较晚出的,它到南齐才出现,不过后来居上,影响越来越大,今天香火依然很旺盛。每年秋天,霜露既降,木叶染丹,一批批游人蜂拥而至,拜过佛,看过石窟雕像,便上山观赏红枫,人多的时候,满山都是看红叶的,笑语喧哗,简直无法想象当年这处隐逸之地的清寂。
栖霞山最初叫作摄山,山上也并没有寺。山上有寺,并成了一座名寺,要从明征君谈起。明征君的大名叫明僧绍,是南朝宋、齐之间的一位高士,约在五世纪后半叶。明家是齐郡士族,在刘宋末年才由北方渡江南下,属于南渡比较晚的侨姓士族。如今,栖霞寺门右侧还竖立着一块《明征君碑》,这是唐高宗上元三年(676)的古董,距今一千三百多年。碑亭四周用玻璃围护,常年铁锁封闭,即使好古之士,也不能近前扪碑而读,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焉。碑文出自唐高宗李治之手,俪辞丽句,属于当时最流行的骈文。书写者是当时著名书家高正臣,此碑书体近于怀仁集《圣教序》,也是当时流行的书体。撰文和书碑者规格如此之高,对于当时的栖霞寺,对于当时已成古人一百多年的明僧绍,无疑都是一种恩遇。这荣宠的降临,是因为明僧绍的第六代孙明崇俨。崇俨精通神道方伎之术,善于装神弄鬼,驱役魂灵,很受高宗宠信,仪凤二年(677),“特令入阁供奉”。高宗答应他的请求,为明僧绍写了这篇碑文。碑文洋洋洒洒,一般人都没有耐心通篇细读,所以,从《旧唐书》的《明崇俨传》开始,就把碑中的明征君误认作明僧绍之子明山宾。甚至后来的金石学著作,从宋代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到清代朱彝尊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》,也都以讹传讹,信以为真。明山宾历仕齐、梁两朝,位望通显,是昭明太子眼前的红人,根本不是什么“征君”。
明僧绍是齐郡平原(今属山东省)人。明氏的始祖,相传是春秋时代秦国大夫百里奚之子孟明,后代以名为姓,明僧绍就是他们的后裔。僧绍出身于官宦之家,祖先仕晋、宋二朝。大概是个性的关系,明僧绍从小就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早熟的悟性,至于功名富贵,却无心追逐,一生禀志不移。宋、齐两个朝代至少六次征召明僧绍出山,委以散骑侍郎、国子博士等要职,他都以各种理由或借口婉言辞谢了。这样,他的声名越来越大,成了当时最有名的隐者高士,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征君。
南朝很多隐士对山水泉石情有独钟,枕石漱流,是他们高自标置的风流做派。明僧绍也不例外。他选择的隐居修炼之地,都是有泉石佳胜的山水胜地。最初,他栖身山东青岛的崂山,接下来遁迹江苏连云港的掩榆山,最后才隐居摄山。这几处都是风景秀丽的所在,共同的特点是水石并胜。明僧绍优游其间,“托岫疏阶,凭林结栋”,“情亲鱼鸟,志狎烟霞”。他所到之处,以学行德业相号召,从者云集。关于他的人格魅力、感召力,碑文中记了几段轶事,都颇有传奇性。例如据说他在崂山隐遁的时候,聚徒讲学,“横经者四集,请益者千余”,居然感动了周边的盗贼,纷纷“望境归仁,共结盟誓之言,不犯征君之界”。刘宋泰始二年(466),青冀两州被北魏大军攻占,僧绍被迫南迁。当时,他的弟弟明庆符是青州刺史,这个青州实际上是东晋南朝所设的侨郡,治所在今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。由于缺少粮食,僧绍只好跟随庆符来到连云港,在掩榆山上修筑了一座栖云精舍住下来,“欣玩水石,竟不一入州城”,刻意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。这时正当刘宋末年,处于齐高帝萧道成篡位的前夜。为了笼络明氏家族,萧道成两次征召僧绍出山。崔祖思去接替明庆符青州刺史职务的时候,萧道成专门写信给崔祖思,让他暗示明庆符,要庆符离任时顺便带僧绍一同晋京,他会好好重用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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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方士族中,明氏家族虽然南渡较晚,却很快在南朝的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,从刘宋到萧齐间,当到刺史的就有六人,显然是值得重视的一股政治势力。当此新朝肇建之时,齐高帝迫切需要明僧绍这样既有士族背景又有山林声望的高士,来装点廊庙,粉饰太平。秋风乍起,天气渐凉,他想趁这时候安排一场讲经,专门请明僧绍来。这一类飘扬着学术文化的彩旗的政治论坛上,如果能出现山林高逸的身影,当然能引起大众的艳羡和欢呼。齐高帝以竹根如意、笋箨冠等相赠,情意殷勤,也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风度,不料还是被拒绝了。既然如此,也就不必勉强了,他只好很宽容地笑笑,表示自己能够理解。这就更抬高了明僧绍的身价,也扩大了他的名声。
齐高帝建元二年(480),明僧绍终于随其弟来到了南朝首都建康,皇帝不免有点喜出望外。可惜明僧绍到京城只是路过,旋即闪开,避居首都东北方向的摄山。这座山的形状像一把(伞),所以,当地人把它叫作山。山上又盛产药草,利于摄生,所以又得名摄山,隐遁之士在此摄养延年再好不过。东晋以前,摄山还没怎么开发。三国时,这里曾经有过一个“镇戍之坞”,东吴将军顾悌在此驻守。东晋以来,北方流民南渡的越来越多,在这里原有的江乘县境内,设了一个侨县安顿流民,叫琅琊郡临沂县。东晋末年,长于卜策、号称能预言吉凶的术士扈谦,曾在这里立宅,使这里成为道教发展的一个据点。
可惜的是,一场疫疠把这个据点彻底毁灭,也把道教的势力从这座山逼退了。明僧绍到来的时候,摄山还荒凉得很,他动手披荆斩棘,剪除杂草,疏浚水沟,修建了一所精舍,重新开始讲学,很快就在首善之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南朝之时,摄山林密山深,时常有猛虎出没,明僧绍来了之后,摄山附近人烟渐渐多了起来,猛虎也就随之远遁。在碑文的叙述中,这被渲染成明征君“心不忤物,总万类以敷仁”的奇迹,当然也可以宣扬为佛教的胜利。
有一天,明僧绍专程前往钟山定林寺,拜候寺里的高僧释僧远,这属于正常的山林往来。没想到萧道成恰巧也到寺里,明僧绍仍然避而不见,双方不免尴尬。这以后,明僧绍入城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按照栖云精舍的思路,僧绍把自己在摄山的住处叫作栖霞精舍,这个名字很有诗意的精舍,从名和实两方面奠定了栖霞寺的基础。一位叫作僧辩的法师闻风景仰,也来到山里,与僧绍比邻而居,两个人渐渐成了莫逆之交。本来,明僧绍与佛教结缘就深,他有奉佛的家世背景,他的名字叫“僧绍”,早就与很多佛教徒有交往。表面上,他也自称“玄儒兼阐,道俗同归”,有意调和儒、道、释三教,做出三教兼综的姿态,这是很多南朝士人共同的思想倾向。他比较了佛教与道教,认为老庄“蔽”而佛理“通”,所以,他的思想实际上还是以佛教为主导。
不幸的是,僧辩法师不久就坐化于草创不久的寺庙里。他生前曾经发愿,要在栖霞岩上塑一尊佛像,但未能实现。明僧绍怀想故人,感而成梦,梦见一尊庄严的佛像坐在高高的山岩之上。他漫步于林亭山峦之间,仿佛听见“浮磬吟空,写圆音于帷树”,仿佛闻到“飞香散迥,腾宝气于炉峰”,还仿佛在岩际看见佛像的“真颜”栩栩如生。这种种“嘉征”,使明僧绍越来越相信,这是佛意,也是天意,他要承担起故人未竟的事业,开凿佛像。这时候,在中国北方,云冈石窟已经粗具规模,洛阳龙门石窟还没有开凿。僧辩、僧绍凿立佛像,显然受了北方的影响,栖霞山巨岩累累,也提供了客观条件。
永明二年(484),刚刚开始筹划“于岩壁造大尊仪”的明僧绍也离开了人世。其子明仲璋孺慕思深,尊重乃父的遗愿,将他的故居舍为佛寺,于是寺的规模得到初次扩展。当时的王公贵族,包括齐文惠太子、竟陵王萧子良等人,闻风而动,“咸舍净财,光隆慧业”,竞相在岩际开凿佛像。有一个沙门法度,“即此旧基,更兴新制,又造尊像十有余龛”。栖霞寺后来享誉一方的千佛岩开始引人注目。到了梁代,梁武帝率先佞佛,建康附近佛风尤炽,鸡鸣寺距宫门只有咫尺之遥,近水楼台先得月,受惠最多。栖霞寺也是佛寺中的热点。临川王萧宏任扬州刺史时,“以天监一十五载,造无量寿像一区,带地连光,合高五丈”,成为寺中最宏伟的一尊雕塑,至今犹存。梁朝以后,又陆续有新的雕造,前代雕造的洞窟内又有后人的题刻,千佛岩遂成为江南地区最集中也最密集、最重要的一个佛教雕塑群。
在陈代,栖霞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。祯明元年(587)、二年(588),陈后主和他的尚书仆射江总、国子祭酒徐孝克等人,两次入山见慧布法师,并夜宿栖霞寺山房,留下了关于栖霞山的最早的一些吟咏。江总还写下了有名的《摄山栖霞寺碑》。后来的骚人墨客来到这里,或者寻幽探胜,或者谈玄论空,题咏留刻。这些都扩展了此山此寺的知名度,也增添了此山此寺在历史上的文化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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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初,栖霞寺经过大规模扩建,逐渐成为当时江南最大的佛寺和“天下四大丛林”之一。《明征君碑》的树立,无形中又为它增加了分量。南唐统治者也大兴佛教,在已被毁坏的隋代舍利木塔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雕刻精美的石塔。这座舍利石塔旁边的岩壁上,南唐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徐铉、徐锴的题刻至今还依稀可见。栖霞山中峰修筑有乾隆行宫,乾隆皇帝下江南,先后五次驻跸于此。他十分赞赏此山的景色,誉之为“金陵第一明秀山”。从南唐到清朝,栖霞寺一直与政治中心保持不近不远的距离。
也许可以做一个比较。鸡鸣寺,梁代叫同泰寺,是梁武帝改元大同的时候修建的。梁武帝几乎没有一年不到同泰寺,还多次舍身施财,祈佛赐福。本来,同泰寺是靠政治权威树立起来的,梁武帝的垂顾,固然有一时的轰动效应,但本身毕竟缺少高僧和灵异奇迹。它离政治中心太近,几乎每一次战乱兵燹,都不免遭到破坏,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。明代一些笔记说,明太祖朱元璋游鸡鸣寺,看到梵刹高瞰大内,视为心腹之患,想拆毁寺庙。幸亏铁冠道人未卜先知,事先通风报信,寺僧及时投诉辩白,才阻止了朱元璋的企图。而僻处远郊、偏离政治中心的栖霞寺,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后,都刻录了更多的文化信息,终于超越鸡鸣寺,更超越其他许多早已灰飞烟灭的南朝寺院,成为南京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据点。这样看来,除了明僧绍,擅长神道鬼术的明崇俨,也应该在栖霞寺乃至在南京的历史上提上一笔。
人们都说:“天下名山僧占多。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?对这些僧人,人们的态度究竟怎样,是充满羡慕,还是带些责备?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,天下名山确有不少是名僧缔造的,“山不在高,有僧则名。”我们应该感谢他们。栖霞山也应该感谢他们。
本文节选自《旧时燕:文学之都的传奇》,有删改